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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上春树最新长篇:开始探讨衰老和不确定性

  新闻周刊记者:仇广宇

  发于2024.12.16总第1168期《新闻周刊》杂志

  2022年的一个秋夜,日本新潮社的特约编辑寺岛哲也,突然收到了作家村上春树交来的一份手稿,当他看到《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》这个充满想象力的标题时,心中感到了一阵惊喜。作为村上春树多年来的合作伙伴,他知道,村上已经有五六年没有长篇新作问世了。

  所有热爱文学的读者,都知道村上春树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力和地位。从1979年发表第一部小说《且听风吟》至今,这位耐力惊人的作家已经笔耕不辍45年,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和多部短篇小说、散文集,也涉猎过非虚构文学的领域。他的作品畅销全世界,屡获国际文学大奖。多年来,在世界文坛,他也一直以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逐者而闻名。在文学之外,村上春树的生活方式也被读者津津乐道,他日复一日的长跑习惯,对爵士乐的痴迷,收藏T恤的爱好,制作广播节目的副业,在书迷们眼中都透着一股流行偶像般的魅力。

  因为这样的人气和魅力,每次村上春树推出新作品时,都会在全球掀起一阵热潮。不久前,村上春树的最新长篇小说《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》的中文版终于上市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,过去那个深谙少年心性的村上春树似乎发生了心态上的变化,他开始难得地花费篇幅去描写一个老年人的形象,文字中也开始透露出对死亡和衰老的惶恐心态。这是他在过去四十多年间从未触及的领域。

  四十多年来,善于文坛长跑的村上春树,也并不是一帆风顺。虽然他早已收获了口碑和销量,其作品却常常遭到误读甚至误解。总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是“青春文学”“通俗文学”,不够深刻,甚至质疑他是否够格成为“诺奖候选人”。但在很多研究者看来,村上春树的作品质量是毋庸置疑的,甚至,对他们而言,村上的作品还有很大的解读和挖掘空间。正如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杨炳菁所指出的那样:“无论是在国际文学空间中的可见性还是写作深度,村上春树作品的优秀都是实至名归的。他之所以给人通俗的印象,还是因为他的作品有待学界进一步去挖掘和研究。”

  第一次触及衰老

  17岁少年“我”与16岁少女“你”陷入炽热的恋情,“你”却在某一天彻底消失于现实世界。为此,“我”曾抛弃自己的影子,前往一座被“不确定的墙”隔绝的虚拟小城,去从事阅读旧梦的工作,只为与留在那里的“你”朝夕相处。二十多年后,回到现实世界、人到中年的“我”突然被梦境驱使,来到日本一座偏僻的小镇图书馆担任馆长。“我”在图书馆邂逅了前馆长子易先生、咖啡馆女老板和一位穿着黄色潜水艇图案夹克的孤僻少年,和他们交上了朋友,也记挂着心中那座虚拟小城。最终,“我”再度越过变幻不定的墙,前往虚拟小城,在那里和夹克少年重逢,少年选择永久留在小城生活,“我”则下定决心再次回归现实。

  这就是《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》讲述的故事。听起来,这个故事似曾相识,依然有着村上春树笔下那些童话般的隐喻和象征,也有人们熟悉的青春爱恋和对孤独的描述。这种似曾相识确有来由,因为这部小说本来就与村上春树早年的两部作品密切相关。这两部作品,分别是他发表于1980年,但并未结集出版的中篇小说《小城,及其变幻不定的墙》,以及他出版于1985年的长篇小说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。在新作中,“读梦”“图书馆”等情节的设计,对奇妙生物独角兽的详尽描写,都能让熟悉村上作品的读者回想起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中曾出现过的内容。

  一遍遍重述过去曾讲过的故事,其实是出于作家本人一种固执地追求完美的心理。中文版《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》的译者、翻译家施小炜提到,多年来,村上春树一直对过去的那两个故事不甚满意。他觉得自己年轻时的写作技术不够好,无法完整地还原他心中真实的想法。哪怕到了三四十年后,改写这两个故事的念头还是在他心里挥之不去。“他的原话是:‘年纪大了,我会寻思,接下去我还能写几部长篇,想(对这个念头)做个了断。’”施小炜对《新闻周刊》说。于是,村上春树将1980年那篇涉及年轻男女爱情的、关于“两个世界”的小说彻底加以扩写,写完之后仍然觉得意犹未尽,于是又有了图书馆、回到虚拟小城等绵延不绝的故事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出乎意料地花了很多时间”,才完成写作。

  即便如此,这部新作也并不算是“旧瓶装新酒”,比起村上以往的作品,它有着精神上的突破和进步。中文版《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》的编辑张齐认为,这本新书最大的突破,就是村上对老年人形象(图书馆馆长子易)的刻画,以及整部作品超乎寻常的平静感——“没有过往常见的那种较长篇幅的性描写,似乎更加深入了人物的内心,或者说,更加深入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。”村上春树本人在新书出版后,也曾公开承认自己这几年在心理上有了衰老感。2023年4月,他在日本接受《读卖新闻》专访时曾提到,自己没有孩子,不在公司上班,对年纪没有感觉。但有一天他换驾照时,发现自己到了需要上“高龄驾驶者课程”(即日本为70岁以上的驾驶者提供的安全课程)的年纪。因为这件事,他才突然生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感慨。

  这种变化也被文学研究者们敏感地捕捉到了。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杨炳菁在阅读这本新书时,并不是像从前那样被某些情节感动,而是感受到了村上春树内心的一些重大改变。她感到,村上在对世界的认识上,似乎有了“向前一步”的成熟认知,因为书读到最后,读者甚至会分不清,最终回到现实世界的到底是主人公“我”还是“我”的影子。“村上一直在思考: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?到底什么是真实?或者说,我们如何去抓取真实?这是他反反复复想要表现的一个主题。”杨炳菁说。

  复杂、多元的“世界公民”

  涉及青春男女的爱情萌动,充满隐喻、象征和流行文化符号,梦幻又超现实,既好懂又难懂……多年来,村上春树的作品总被外界贴上种种标签,似乎哪个标签都不足以描述他作品的复杂程度。他不同于传统日本文学的语言习惯,独特的作品结构和特立独行的个人性格,也同样具备这种复杂性。

  这种复杂性,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是棘手的问题,因为这样复杂的作家通常很难定义。用村上春树自己的话说,在自己的作品中,除了《挪威的森林》是比较现实主义的作品,其他的作品都相对比较“后现代”。事实上,学界也只能大致将他归类为“后现代作家”。他有些作品的风格神似卡夫卡,主角的名字和性格比较扁平、符号化,却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。但比起卡夫卡那些冰冷残酷的寓言,村上春树笔下的人物还是更加鲜活、感性的。他的作品有现实的成分,又致力于塑造在不同世界穿梭的魔幻感。这种风格,在当今的日语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。

 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吴雨平在2003年发表过一篇关于村上春树的论文,文中提到,村上春树是一个典型的东西方“文化混杂”现象的表现者。她认为,在村上春树最著名的作品《挪威的森林》中,“西方文化符码”运用的密集度,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任何日本作家的文本。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,《挪威的森林》小说中的主角们在大学里喝咖啡、听爵士乐、读书,和不同的人谈恋爱,谈论着生死观和内心的所思所想,他们的生活,似乎可以发生在东京、纽约、伦敦,甚至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,并没有显著的日本特色。

  这样看来,村上春树的思想和表达,的确不受传统东方文化思想的束缚,而是更像一个“世界公民”。而从个人经历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观察,人们就能够理解,是什么塑造了这位“世界公民”的内心世界。1949年1月12日,村上春树出生在日本京都,父亲曾经是一名语文教师。在日本,像他这样出生在1947年到1949年之间的人,被统称为“团块世代”。他们是二战之后出生的第一批“婴儿潮”中的一员,亲眼见证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,也拥有相对优越的家庭环境。除此之外,村上春树还是家中的独子,这个身份,让他充分享有家中充足的书籍、唱片等文化资源,却又让他一直缺少同龄伙伴。而与父亲在情感和观念上的隔阂,更是加剧了他的孤独感。

  长久的孤独催生了叛逆。学生时代,村上春树成绩不算差,却从来不被老师所喜爱,因为他性格倔强、沉默寡言,对很多事物都坚持自己的认知。1968年,村上春树通过复读考上了名校早稻田大学,却受不了死板无聊的教育体系,极少参与学校事务,在大学里断断续续读了七年。而村上春树成长的年代,正是西方文化大举进入日本的年代。“这一代人的生活,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‘普通日本人’的生活,他们也不会遵循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。”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吴雨平对《新闻周刊》说,村上春树显然是一个“非典型的日本人”。

  这种生活方式,当然也深刻地影响了村上春树的写作。在日后他成为小说家的过程中,他甚至是靠着那些翻译小说中的外语语感,来找到日语的写作节奏的。1978年4月的某天,29岁的村上春树在体育场里观看一场棒球队的比赛,某一瞬间,他的脑海中突然产生了“我也可以写本小说”的念头。那时,他正和妻子一起经营爵士乐酒吧,他就开始在经营酒吧的间隙,用零碎时间写作。最初,村上春树感觉这样零星写出的句子有些词不达意,情急之下,他找出一台英文打字机,试图用一种不熟悉的语言梳理思绪,寻找灵感。用英语写出一些文字之后,他又用日语将故事重新写了一遍。没想到,靠着这个有些另类的方法,他迅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。

  很快,村上春树的处女作《且听风吟》就通过这种奇特的方式诞生了,这部语言风格短小精悍、形式现代的小说,让他奇迹般地赢得了1979年的日本群像新人奖。此后,仿佛找到了自己的“天命”一般,村上春树一扫年少时的颓废作风,开始积极投身工作。他从1981年起开始全职写作,陆续出版《1973年的弹子球》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等多部长篇作品,反响强烈。很快,到了1987年,村上春树凭借一部作品到达了人生巅峰,他讲述青年男女恋爱故事与生死观的小说《挪威的森林》,销量惊人,创造出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。

  据不完全统计,早在十几年前,这本书在日本的销量就超过了一千万册,也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,在、美国、俄罗斯、韩国等地畅销多年。有意思的是,村上春树在打字机上创造的那种清新、富有想象力的独特文体,也带动了一种语言潮流。男主人公渡边那句略显怪异的情话——“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部都融化成黄油”,在年轻人当中流行一时。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也影响了更年轻的日本作家。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杨炳菁提到,老一辈的日本作家大都不太习惯村上的“翻译腔”,但是她翻译过一些年轻日本作家的作品,其中很多人的语言都是比较“村上式”的。足见他对其他作家的影响。

  从讲述孤独,到关怀全人类

  在文学研究者们看来,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到全世界的欢迎,其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。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吴雨平曾在论文中提到,村上春树写作受到东西方双重文化的影响,也经常在世界各地旅居,这让他比“在某一个单一文化群体中的人,更容易具有多元的视角”。也就是说,这种多元视角,让他更容易超越和民族的局限性,去思考更加深刻的大问题。而实际上,对战争的反感,对个人心灵自由的追求,正是村上春树写作中一贯的主题。人们只看到他描写的青春情感,却没有注意到他很早就从个人的孤独中走了出来,追求一种更加深刻、宏大的写作。

  早期的村上春树,的确有一个阶段是在不厌其烦地书写着青年们的情感故事。这些写作的素材既来自他的生活经验,也是他选择的一种写作策略——因为青年角色总是受欢迎的。村上春树新书《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》中文版译者、翻译家施小炜对《新闻周刊》提到,此前,村上春树几乎全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青年,他笔下的主人公没有和作者一样渐入老境,而是青春永驻,永远定格在了青涩、美好的年代。这样的设定是颇为“讨巧”的,能为他的小说赢得不同年龄层的读者。因为年轻人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取同龄人的共鸣,中老年人也可以从中看到难忘的记忆。

  不过,成名后的村上春树,很快就不再满足于“青春文学”的定位。他立志将写小说作为毕生的职业,并开始以一个纯文学作家的标准要求自己。20世纪80年代末,随着《挪威的森林》在全世界的畅销,他也获得了到美国旅居、教书的机会。从那个时期开始,村上春树就开始试图用更社会化、更宽广的视野去写作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期间,他开始撰写《奇鸟行状录》,开始正式探索一种带有历史感的写作方式。这篇小说在光怪陆离的幻想中,正面描写了日本人在战争中犯罪的耻辱感,出版后也广受好评。

  从美国回到日本以后,村上春树想要探索大世界的心态更加明显。他曾经花费一年时间,采访了震惊世界的“日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”的多位受害人,并以此为依据撰写了一部名为《地下世界》的非虚构文学作品。他也很关注战争受害者的心理,曾多次讲述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心理隔阂。晚年他还坦陈,因为得知父亲曾经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员,可能间接参与过对人的侵害,导致他一直对战争的受害者抱有愧疚心理,甚至因此影响了自己的生育意愿。因为这些挖掘和探索,在他近年推出的两部长篇小说《1Q84》《刺杀骑士团长》中,人们发现,村上春树有了更宏大的视角、更深的历史感,其作品的内涵也越发深刻、厚重起来。

  如今,复杂而又多面的村上春树已经75岁,也终于开始有了对衰老的感知。他还是坚持着跑步、听音乐、笔耕不辍的生活,但他已不是当年那个用青春情怀来对抗世界的青年,而是进化成了一位成熟的、人类心灵世界的探索者。这种心态,正如他在新书《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》的开头,引用的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诗句中所写到的:“在那里,圣奥尔夫河滔滔流过,穿越无数深不可测的洞窟,泻入一片暗无天日的大海。”这片幽深的、属于心灵世界的大海,正是村上春树想通过文学带领读者抵达的领域。

  参考资料:

  吴雨平《村上春树:文化混杂现象的表现者》,2003年第5期《外国文学研究》

  村上春树《我的职业是小说家》,新经典文化/南海出版公司,施小炜译

  村上春树《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》,读客文化/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施小炜译

  《新闻周刊》2024年第46期

  声明:刊用《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

【编辑:梁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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